云南新型油煙凈化器現貨
蔚頓環保
2024-10-20 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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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槍一桿，打得妻離子散，未聞槍聲震天;銅燈半盞，燒盡田地房廊，不見煙火沖天。”鴉片煙毒為害華夏民族百余年，屢禁不絕，愈禁愈烈，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已達積重難返的境地。面對毒魔肆虐的嚴重局面，共和國的締造者們高舉禁煙的正義之劍，在全國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聲勢浩大的禁煙禁毒運動，僅用三年時間就清除了這一百年痼疾。當1953年中國政府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無毒國”時，世人不由為之震驚、贊嘆。
雷霆萬鈞
國民黨留給新中國的爛攤子烏煙瘴氣、百弊叢生，煙毒泛濫是其中一個最為嚴重和突出的社會問題。
當時，各省種植、銷售鴉片的現象已十分普遍，云貴川三省更為嚴重。據統計，全國罌粟種植面積高達100萬公頃，煙毒泛濫嚴重的西南地區，煙地多達1500萬畝以上，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0%。其中，貴州的安順和習水因普遍種煙，被稱為“煙鄉毒地”。因煙多糧少，人民的生計十分困難，甚至時有饑荒出現。1950年春，西康及川南部分地區，就曾因種煙過多，缺乏糧食，造成嚴重的災荒。
煙毒泛濫導致煙民數量驚人。在解放初期全國4億多人口中，吸毒成癮者多達2000多萬，占當時總人口的4.4%。這些“癮君子”無心生產，為毒品不惜一切代價。
販賣、制毒的活動極為猖獗，幾乎遍及全國。當時，全國約有鴉片毒販30萬人，其中，華北的察哈爾、山西、綏遠、河北四省及京津兩市，有毒販1萬余人;華東的福建、皖北、蘇南、蘇北、上海等地，有毒販3000多人;華中的武漢是舊中國煙毒運銷中心之一，有毒販近4000人;貴州的貴陽、安順、遵義、銅仁是煙毒集散地，終年煙商云集;西安是西北制販毒品的中心，幾乎行行販毒。煙毒制造者們，有的雇請技師使用機器進行大規模生產，有的采取手工作坊式進行小批量生產。毒販的身份五花八門，不少反革命分子混雜其中。如特務陳榮輝于1949年12月潛至南京，組織“蘇魯皖人民反共救國軍第五縱隊”，曾連續三次由安徽明光販賣煙土到南京出售，充作反革命活動的經費。此類情況不僅危害人民身心健康，更成為新生政權的極大隱患。
煙毒一日不除，百姓一日不安，國家一日不寧。面對如此嚴峻形勢，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以最大的決心動員組織群眾開展斗爭，蕩滌烏煙瘴氣，換來朗朗乾坤。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21次會議通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自此，一場聲勢浩大的禁煙禁毒運動拉開序幕。
《通令》全面闡明了黨和政府關于禁絕煙毒的意義、目的、方針和政策。《通令》嚴厲指出：禁絕煙毒是進一步清除帝國主義、封建買辦階級的流毒和影響的斗爭，是保護人民健康，恢復發展生產的必要前提。《通令》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應廣泛宣傳毒品的危害，在煙毒較盛的地區，當地人民政府要提出限期禁絕煙毒辦法，并設立禁毒委員會，保證禁毒工作順利進行。從1950年春季起，在已解放的地區禁絕種煙;未解放的地區，軍事一經結束，立即禁絕種煙;在少數民族地區，應斟酌當地實際情況，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驟地進行禁種。自頒布之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販運、制造及銷售毒品，違者從嚴治罪;散存于民間的毒品，限期交出。吸食煙毒者限期登記，定期戒除，否則予以處罰;各級人民政府衛生機關，應配制戒煙藥品，對貧苦煙民免費或減價醫治;在煙毒較盛的城市設戒煙所，戒煙戒毒藥品的供應由衛生機關統一掌握，嚴防隱蔽形式的煙毒代用品。《通令》頒布之后，各大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迅速行動，相繼成立禁煙機構，并結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開展運動。
禁煙禁毒首先需要禁種罌粟、鏟除煙苗，斷絕鴉片的源頭。《通令》頒布后，各省、市、行署分別向本地區發布嚴禁種植鴉片和鏟除煙苗的布告，同時派出禁煙工作隊赴各地“煙區”檢查鏟除煙苗工作進程。西南地區是毒品重災區，西南軍政委員會于1950年3月1日發布《關于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特別強調嚴禁種植罌粟，已種植的強行鏟除。當年5月，鄧小平主持西南局后，加強對該地區禁毒工作領導，僅用一年的時間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走在全國前列。
由于種煙牟利巨大，在鏟除煙苗的過程中，部分地區曾一度遇到很大的障礙。比如在蘭州涅惠渠區，當地種煙群眾在綽號“白蛇”“黑蛇”“五色蛇”等反動毒販的蠱惑下，制定了對抗政府禁煙法令的《種植公約》，準備了專人“坐牢”，大家保證“坐牢”者的家屬衣食無缺。該地毒販甚至一度把持當地城鄉政權，煽動群眾集體出動，使用武力把被區署扣押的“黑蛇”劫回。面對猖狂進攻，當地人民政府采取果斷堅決的措施，抓捕了以“三蛇”為首的反動毒販，最終鏟除了煙苗。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到1951年春，禁種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績。其中，東北地區除熱河省偏僻地區查出煙苗242畝并當即鏟除外，全區已禁絕種煙;西北的青海、寧夏兩省除藏民游牧區外已無種煙者，甘肅消滅煙地60%以上，陜西減少煙地55 %;華北綏遠省鏟除煙苗17.4萬余畝，約占原種煙面積的80%;西南地區解放前原有煙地1545萬畝，經大面積鏟除，減到600萬畝。
封閉煙館，收繳毒品，打擊毒販，消除流害市面的煙毒是此次禁毒工作的關鍵一環。各省、市普遍成立了禁煙禁毒委員會，區、縣成立了基層禁煙禁毒領導機構，一般鄉村則成立了禁毒小組。《通令》頒布后，在重慶、萬縣、成都、貴陽、遵義、昆明等大城市分別舉行了數千人或數萬人的群眾大會，當眾焚毀的煙毒有55.4萬多兩，打碎的煙具達20多萬件。煙毒泛濫重災區西安市于1950年10月召開焚毀煙毒大會，當場焚燒大煙1萬兩。北京、天津等華北六大城市1950年破獲煙毒案達8156件之多，給猖狂活動的毒販以一定程度的打擊。
禁絕煙毒最難的是改造煙民、督促其戒煙。各大城市普遍進行了煙民登記工作，并以“公辦”“私辦”“互助”多種形式成立戒煙所或戒煙小組，實行集體戒煙。西南不少地區還成立了“反賭博、反抽大煙、反懶惰”的三反委員會，以監督煙民戒煙，強迫煙民參加生產。據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統計，到1951年春，僅熱河一省吸毒癮民已由1949年解放時的18萬人減至2萬余人。
除惡務盡
禁毒工作極其復雜，牽扯面廣，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高擎禁毒利劍，繼續實施綜合治理。
針對毒品的種、運、販、吸四個主要環節，各級人民政府和公安機關及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繼續采取“力勸兩頭，斬斷中間”的策略，集中力量重點打擊運、販毒品犯，斷絕流通渠道(當時稱之為“攔腰一棍”)，這樣一來，種的賣不了，吸的買不到，加之強大的政策攻心與嚴厲的治安管理手段相結合的威懾，公開制造、銷售、吸食毒品的情況在1951年進一步減少。
禁毒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一些明顯的成績后，不少地方干部滋長了“差不多了”的思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之中，逐漸放松了禁毒工作的開展。煙毒開始在新的形勢下，以新的方式嚴重泛濫。
在前期打擊下，毒品販子們由公開轉入地下，活動方式更加隱秘，販毒手段更加狡猾。如南京大毒販朱啟每次販毒都乘飛機到香港大批收購，再由專人將毒品從香港護送到廣州，廣州又有專人負責護送到上海，到上海后再由專人運送到南京，形成一條嚴密的“地下運輸線”。北京大毒販任存厚以 “振興大藥房”為掩護，搜購大批制毒原料，然后再分運到幾個地點制造。有些吸毒販毒人員利用黨和人民政府“煙民乃是受害者”的寬大政策，屢戒屢吸，屢吸屢販，屢教不改。
隨著 “三反”“五反”的深入發動，部分國家工作人員、黨員干部吸毒販毒被揭發出來，其數量之大，情況之嚴重，性質之惡劣，觸目驚心。據調查，到1952年4月，整個衡陽鐵路局販毒人員達2000多人;北京旅行服務所、列車段、車輛段3個單位1193名行車人員中有229人走私運毒;上海、廣州鐵路部門走私販毒更加嚴重，其通車行車人員走私販毒者達100%。吉林省蛟河縣縣委書記殷子華、縣團委書記崔曉光，與一名毒犯合伙販毒牟利，并誘使該縣的主要領導干部包括公安局長、稅務局長、縣委組織部長等下水，把縣委變成了一個令人發指的貪污集團。震驚全黨的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其腐化墮落也與毒品有很大關系。
而同時，民間也開始出現一些質疑的聲音：“人民政府提出禁煙禁毒是陣風”“共產黨、人民政府什么事都辦的好，就是禁毒不行”“滿清那時就禁，沒禁了。國民黨也禁，還把好些吸的販的槍斃了，終歸到底沒禁完，越禁越多，現在就能禁完嗎?”
種種情況給初見成效的禁毒工作敲響警鐘。1952年3月1日，劉少奇就“三反”運動中發現的鐵路系統販毒嚴重問題向毛澤東作專門報告，引起毛澤東的重視。有惡必除，除惡務盡。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畢其功于一役，集中精力同鴉片煙毒展開一場生死決戰。
最后一擊
1952年4月15日，由周恩來主持起草并經毛澤東、劉少奇審閱修改后的《關于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下發。指示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運動，來一次集中的徹底的掃除”，強調“以毒品流行對于國家的損失最大，對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這次運動中應集中解決販運毒品問題”。而“要根絕制造、販賣毒品或包庇掩護毒販的現象，必須依靠廣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斗爭的積極性”。指示對此次運動的方針、政策、打擊的重點作了明確的規定。為確保預期效果，中央將禁毒斗爭交由公安部統一部署。
禁毒決戰，事關重大，中央領導高度關注，及時指導。毛澤東對相關報告多次批示，并專門提出要注意禁毒宣傳內外有別問題。劉少奇在禁毒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5月24日，他致信毛澤東并周恩來、朱德、陳云，提出：“禁毒運動雖然主要由各地方黨委領導，但各地具體行動仍有很多事情須配合辦理。這種配合行動主要由中央公安部負責，另由彭真召集公安、鐵路、交通、郵電、海關、內務、衛生等部門，定期匯報處理，中央宣傳部亦派人參加。”這一提議得到毛澤東同意。不久，劉少奇代中央主持起草完成關于開展禁毒運動指示，對禁毒運動的領導部門、發動時間、禁毒宣傳等作了規定。其間，各區及公安部就禁毒相關工作向中央多有報告，也均由他批轉或提出意見。在劉少奇的直接指導下，禁毒決戰政策明確、部署精心。
按照公安部安排，1952年6月起，各地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開始為決戰做各項準備。首先組成了以公安機關為主的肅毒辦公室，加緊訓練隊伍，并積極進行內查外調，反復核實，準確掌握毒犯名單及罪證。如福建從禁毒重點地區發現大、中、小制販運毒犯2179人，已經確定為專案并進行偵察的案件有51件，涉及毒犯360人。天津市公安局在40余天的毒犯材料查證工作中，掌握較大毒犯200余名。這些從思想上、組織上、材料上為肅毒決戰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為避免打草驚蛇，此次行動準備階段高度保密，販毒分子一如往常做著黃粱美夢。
8月10日，隨著公安部一聲令下，全國1202個禁毒重點地區同時展開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捕毒犯，決戰由此展開。
行動最早的是首都北京。8月9日夜12時，在充分調查清楚的情況下，北京市公安局統一行動，經過4個小時緊張激烈的搜捕工作，共逮捕毒犯近300名。緊接著在8月15日子夜時分，市公安局又開始第二次大逮捕。兩次大規模突擊性的肅毒行動，共逮捕毒犯500余名。
武漢毒販眾多，是此次重點禁毒城市，遇到的阻力也很大。武漢警方在8月13日晚共派出210個行動小組，當晚逮捕毒販200余人。武漢當時毒販達5000多人，大多數毒販在此前一直沒有被觸動，因此毒販對此次大逮捕很不以為然。大毒犯王覺悟被捕后不老實，只談小不談大，只談遠不談近，拒不交出毒品。暫時未捕的毒犯，有的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互訂盟約，潛伏不動;有的則轉移、隱藏毒品及財產;有的則公然對抗，威脅檢舉人、打擊積極分子，……武漢警方加大打擊力度，于8月29日夜進行第二次大逮捕，當夜逮捕毒販900余人。
四川、內蒙、貴州等其他地區的大破案大逮捕也取得預期成果。四川地區的大破案大逮捕行動為兩次，分別為8月11日至14日和8月22日至23日。兩次行動共捕獲毒犯7000余名，緝獲的煙毒及原料折合大煙共1400多萬兩。西安對毒販的兩次集中逮捕安排在了8月11日和8月22日，共逮捕毒販500余人。福建省的大破案大逮捕分別在8月14日和8月24日，共逮捕300名毒犯，繳獲鴉片5000多兩。
禁毒決戰打響后，各地禁毒宣傳工作旋即展開，對群眾進行廣泛的發動。此次宣傳工作的原則只限于口頭，不見諸公開文字。各級地方并未因此束縛住手腳，召開了協商會、各族代表會、聯席會、街道會、院落會、座談會、漫談會、控訴會等口頭宣傳禁毒政策，并發動工人、農民、業余宣傳隊和民間藝人編演小型話劇、歌劇、金錢板、順口溜、相聲、秧歌等，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據不完全統計，在這次運動中，全國各省共召開各種形式的宣傳會達76萬多次，受教育的群眾有7400萬余人之多。在各種宣傳會和控訴會上，全國各地許多群眾以及癮民家屬紛紛控訴舊社會的罪惡和煙毒帶來的災難。武漢漢陽區麻巷醫生劉新甫沉痛地追述了自己吸毒造成的家庭悲劇。武昌白沙洲的胡太婆和三烈士街的譚福蘭哭訴了因其父親吸毒而致傾家蕩產，逼使自己出賣為童養媳的經過。更有積極分子開始行動起來，有的秘密跟蹤毒犯，不分晝夜地向公安部門反映情況;有的不辭辛勞找知情人了解毒犯材料;有的積極宣傳黨的政策，教育爭取毒犯家屬。毋庸置疑，群眾的廣泛參與，成為此次運動的一大特點和取得斗爭勝利的關鍵。
大破案大逮捕階段之后，各地遵照中央階段部署于9月初相繼召開公審大會，將肅毒運動推向高潮。9月1日，北京市在先農壇體育場舉行了由4萬人參加的毒犯公審大會。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在會上依法宣布對楊漢民、任存厚、杜金銘3名大毒犯處以死刑，立即執行，同時依照黨的政策，對6名坦白徹底、罪行輕微的毒犯從寬處理，當場釋放。9日，武漢市法院召開了2萬多人參加的審判大會。17日，蘭州市召開2萬人的審判大會。各地審判的結果基本貫徹了中央人民政府嚴寬相濟、恩威并施的政策，確保了禁毒斗爭的順利。
公審大會震懾效果明顯。會后毒販陣營迅速出現恐慌、分化局面，并很快徹底崩潰。北京的公審大會后，原來登記歷史罪行的，趕快補充了現行活動，有的供出了“攻守同盟”，交出了所存毒品。不少西藥房也急急忙忙來交代了收售毒品原料等問題。一兩天內，北京各公安分局登記的毒犯超過了過去10天中登記的數字。武漢公審大會之后，原來的頑固分子們交換情況后，都明確了態度:“趕快交待，爭取不死，否則很危險。”大會的當夜共有124人主動交待問題。
看到毒販被懲處，人民拍手稱快，群情振奮。一些本來懷疑這一運動的人都改變了態度，怕檢舉受到報復的人也打消了顧慮，紛紛上交檢舉材料。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收到群眾的檢舉信131萬余件，檢舉22萬余名毒犯。僅河北省張家口市先后共有8168人檢舉毒品犯材料9378件，涌現出209名禁毒肅毒積極分子，出現了21個大義滅親、檢舉親屬的模范例子。群眾的威力震懾了毒犯，迫使為數眾多的毒犯自首并檢舉他人。
9月中旬至10月底，各地普遍進入禁毒運動的收尾階段，主要任務是追捕逃犯，殲滅殘敵，將審訊、偵察、檢舉、登記緊密結合，進一步挖毒根，追“現貨”，并分期分批地打擊處理所有逮捕及登記的毒犯。這期間，政務院于10月初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毒犯條例》(草案)，指明懲治的重點是種植、販運、制售煙毒的組織者和主謀者，對罪行特別嚴重的依法判處死刑。并規定：對與漢民勾結的少數民族毒品犯罪者著重打擊漢民;對參與煙毒案件的國家工作人員、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予以從重處罰，保護舉報者權益，等等。《條例》(草案)為處理毒品犯罪案件提出了更詳細的法律依據，保證運動沿著法制軌道發展。
由于準備充分、措施得當、政策明確、群眾發動充分，禁毒決戰成績巨大。截至1952年12月，全國共依法處理毒犯51627名，繳獲毒品339萬余兩，制毒機器235部，各種販、運、藏毒工具263459件。其中還繳獲了用以武裝反抗的六〇炮2門，機槍5挺，長短槍877支，子彈8萬多發，手榴彈167顆，炸彈16枚，發報機6部。時任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向毛澤東主席、中央和政府黨組、政法黨組作《關于全國禁毒運動的總結報告》時興奮地說:“從各方面看來，這次的禁煙禁毒運動都是一次比較精彩的運動。完成了‘來一次集中的、徹底的掃除的任務’。”
禁煙禁毒運動基本根治了危害百余年的煙毒，凈化了社會環境，新生的人民政權也為此贏得了廣泛贊譽，樹立了良好形象。當時的群眾也交口稱贊：“這真是自古未有的好政府!”“舊社會把人變成了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中國近百年來，沒見過這樣的場面，共產黨萬古千秋!”美國麻醉品教育委員會主席羅伯特亦充滿尊敬地贊揚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又一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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